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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

自19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一环。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是不够的。现在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是紧密联系的。这些都是通过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所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3~1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用于还旧(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 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 )和欧洲货币基金(EMF )。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 和EMF 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6~1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的利率从1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 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 )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 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然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 )方式。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由IMF 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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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加息是什么意思

(一)、提高公信力的重要性公信力是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

(一)、提高公信力的重要性

公信力是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完善的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不讲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赖于全体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和信任。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公信力是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合法性的检验。信用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归属感,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的合法性。

第三,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公信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的诚信程度。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也是公务人员的政治品格和行政品格。对于来说,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公信力的状况。

第二,的服务程度。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的满意度就高,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

第三,依法行政的程度。的行为不能违法,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设法治的要求,应当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做到依法行政,依据宪法和法律为人民服务,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四、民主化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公信力的重要体现,能否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决策能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不仅反映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公信力程度的高低。民主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决策程序的规范、决策制度的健全、化状况、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情况,等等。

(三)、公信力存在问题及原因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公信力是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公信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失信现象,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主要原因,

一是职能转变滞后。由于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能,一些地方还是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对的期望值不断提高,但职能尚未及时转变,导致人民群众对信用度的主观评价降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过多地充当了市场竞争主体的角色,忽视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二是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深化改革涉及面较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对各级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一些官员由于不善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对复杂局面和危机管理的能力较差,致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由于一些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致使缺乏亲和度和感召力。

三是依法行政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和多头执法、执法扰民,以及执法监督不力的问题,致使有的地方缺乏权威性。由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不明确,一些部门及公务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使公务员责任意识淡化。上述情况不仅损害了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削弱了执政的基础。

(四)、提高公信力的措施

努力提高公信力、建设信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应该把提高公信力作为提高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且作为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第一,各级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建设信用的思想基础。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要脚踏实地,有诺必践,讲究信用,靠自己求真务实的作风,在群众面前树起良好的诚信形象。要在部门和公务人员中树立诚信观念和责任观念,加强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其恪尽职守。同时,还要完善政绩考核办法,建立健全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决反对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第二,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努力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公共服务需求。要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注重公共设施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系统,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加强社会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都应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及突出矛盾。要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将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在基层,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难、就业难、就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办事难等问题。

第三,各级及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各级及部门必须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要围绕建设法治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继续加强行政立法,努力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法律责任机制。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审批事项,继续推进审批方式改革,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要强化行政监察,及时处理和纠正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执法不公、以权谋私等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加强信用法规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第四,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规范决策程序,健全决策制度,优化决策环境,强化决策责任。各级及其部门制定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和公众性利益的重大行政事项,都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措施的要求和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决策。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推广重大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制定重要经济社会决策事项公示办法,对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要强化行政决策责任制,对因违反决策程序和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追究部门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建立与公众对有关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第五,加强政风建设。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大力加强政风建设,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监督。要推行公共服务承诺制,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实施连续性的信用民意调查,将诚信记录作为公务员考核、任免的依据。各级和领导干部应该改进会风、文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大力推进勤政廉政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惩治和预防腐败,加大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和行风建设力度,努力建设一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人民币加息是国家提高利息的行为,从而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借贷成本提高,进而迫使市场的利息也进行增加。加息的目的包括减少货币供应、压抑消费、压抑通货膨胀、鼓励存款、减缓市场投机等。

加息的直接目的,是迫使商业银行以更贵的成本向中央银行借贷,进而迫使银行之间的拆借利息(例如银行隔业拆息、银行同业拆息)提高,来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短期融资的成本,抑制恶意投机行为。

扩展资料

加息带来的影响包括:

一、 股票市场不景气(股市下跌,但也有小幅上涨的趋势);

二、在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情况下可能缓解通货膨胀;

三、 民众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四、工商企业减少投资;

五、刺激本国或本地货币的升值;

六、减缓本国或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

百度百科-加息